妓女求雨

季羡林文集里面有一段小小的文章，提到阿里。阿克巴尔写的中国纪行，里面描述了妓女求雨的章节："如果久旱不雨，官员启奏皇帝，皇帝就命令妓女祷雨。"，"妓女分组坐下，唱歌，奏乐；然后一组人起来，在12个地点跳舞，并做出一些奇怪的表演；一组演完，退出，另一组进来，在菩萨面前跳舞，演戏。"
，如果一番胭脂桃红载歌载舞后，上苍还是不降甘霖，妓女的下场是可以想像的，皇上大人断不会挤出透着红光的笑脸，欢送他谓之"办事不力"的臣民回到灯红酒绿，让她们继续操她们的皮肉生涯，你知道，这不可能，这是中国。求雨不成，有负皇命的烟花女，最后会被处死，大概是斩首，因为比较快，须知祈雨的妓女有几千人，若要动员中国封建政权最擅长的五花百门的酷刑，什么炮烙肉蓑衣之类的，怕杀几个月也杀不完。因此祷雨的妓女，总怕自己人头不保，撕心地哭得无日无夜。每天绝谷弃宸，张着枯井般的眼睛等着大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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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习俗不要说我，连季羡林先生都说闻所未闻，他遂以'孤陋寡闻"自嘲，季先生的孤陋是假，我的寡闻却是货真价实，不过在我读过的古往今来的文献，都没有看见过妓女求雨的记载。话虽如此，我倒相信真有其事。古时中国一如其他以农立国的亚洲诸地，就算儒释道或者其他意识形态有多神通广大，社会总有多少原始信仰的残余。原始农业跟巫术脱不了关系，农业的运作有效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造化，不可驾驭的自然赋予农业不稳定性；冰雹，狂风，暴雨，旱灾涝患各种变幻莫测的自然灾害，不费吹灰便把农民的身家性命付诸一炬。对于妄为的自然，人类完全束手无策，从耕的先民只可以用最消极的办法（但他们可能以为是积极的，谁知道呢），把植物和自己的命运一并交托予超越自然之上的概念————超自然。对于控制以外的超自然，人们只可以寻求沟通救助。农业信仰的核心是生产力，原始的直观观察方法，很容易把农作物的生产跟人类再生产的实行者（原始杂交社会的先民常常'知其母不知其父"，忽略男性在繁殖后代的角色）———女性挂钩，以致后来出现与神鬼沟通，祈求五谷丰登的巫女。求雨这类明显跟农业大有关系的仪式，当然也要请来女性坐镇。


都是女人，都有生而有之的生产能力，为甚么踏上祭台的是性工作者呢？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妓女不是人"。妓女是被父权社会物化的，男性掌上的性玩物。买卖契约和妓院的运作令这种物化从意识形进一步态蔓延到法律和经济范围。被定义为物的瞬间，妓女被褫夺作为人类，以伦理关系作为个人跟社会焊接的权利。妓女不是别人的女儿，妻子，母亲，她们没有相对的伦理身份，只有与妓院的纯粹从属关系，统治者跟所有卫道之士，都乐于把妓女这种'非人"派往从事求雨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任务。反之，要是把家庭妇女—————某人的妻室，闺女，姨妈姑姐。。。。进行这类随时砍头（就算免了一死，触怒神明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的恶差，对以家庭为社会结构基本单位的儒教国家的稳定，是猛于虎的威胁啊，哎呀呀，好惊，皇上龙袍都变了色。所以担子落到在伦理关系网之外的妓女身上。


德勒兹所说的每个时代（历史建构）都有其独特的"看"与"说"的方式，即其对历史事件的反省／陈述（黑格尔的第二种历史：反省的历史）和话语。眼睛和嘴巴不一定唇齿相依，看和说的方式也时时变易，引证历史的反覆和虚构。反覆与虚构暂且不说，以历史为道德教化的基本，时时高呼以史为鉴（谁知道他们在模糊的铜镜里看见了多少，铜镜里的东西又有几许）的中国，历史的话语必须有利道德教化，或者它自身就是一种道德。故无论何朝何世，汗青沾不上'伤风败族'的妓女的衣襟。纵有几位秦淮名艳史上有名，基本上都经过爱国情操或者仁义礼智的"净化"，史学家才觉得可以让他们上上台面。在瞩目性／引人眼目方面，（可以参看各色各样的中东战争报道）个体经历的力量总比一个群体的大，用于道德教化时，效果殊异。史册上的妓女，是作为个别例子的'奇女子'，而非柳巷红香脂粉丛的身份出现的。把几千个妓女求雨的事件放在史册上，仲尼老兄会说，那跟修身齐家够不上。

所以，古往今来，无论是简续（错字）或者谦（错字）帛，不墨成簇烟花锦。虽然不少人对妓女又嫌又要，但是商品就算如何其门若市，都注定被割掉声带，注定被刻意遗忘。就算咒文曾蜉经红花汁退尽的紫唇化雨成露，泽稻麦青稞；就算几千个暴露着气管的石榴红创口，如山倒在干裂的广场上，没有人听她们说。只有白狮子睁石头眼睛，空空地望。